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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璘的留世文辞不多，目前有史可证的只有《罗旁善后功绩碑记》、《南澳山种树记》碑文和《祭李统制文》三篇。 

（一）《罗旁善后功绩碑记》 

　　《罗旁善后功绩碑记》写于万历十二年甲申岁（1584），是存世较早的一篇一千多字的记叙文。后由连平籍清代进士、广西东兰州知事颜尔枢收入史书，还撰写了《跋陈太保罗旁善后记》的跋文（见《广东通志》）。 

　　颜尔枢指出：“太保以高州参将随总督凌云翼平定罗旁僮贼，创立罗定一州，东安、西宁二县，太保之力为多。”又说“云翼倚其才，以善后事嘱之。太保于是披剪荆棘，授田立家，新附之民用是咸有固志。今观太保善后记，以首功推之云翼，以合剿之功分属各将弁，谦让退逊，抑然自下，倘所谓功成不居者非欤？”尔后，将军在御倭、征播等战，“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亘古罕有……富不骄而贵不溢，克以功名，终卒蹲太子太保祭葬，恩礼有加。论者谓太保一生，出处进退，足上与郭汾阳比烈洵然也。若仅曰上马能杀贼，下马能作露布，太保同傅修期流亚也。”虽百十句语，却把将军的功绩与胸怀说得透彻。 

　　就是这样一个“上马能杀贼，下马能作露布”的将军，经十年的励精图治，把东安县建成巳“狼烟息警，山城如画，行者歌，居者宁……而夜柝不击”（见陈璘《罗旁善后功绩碑记》，下同）的新景象。他举家入籍东安，将自己融入到当地百姓之中，还与官兵一道充戍守，“筑室分田，以世兹土”，在征战中，他身先士卒，在地方建设上，他又起到表率和模范作用，并以此实现他“善后不早，则百年无安枕之期”的诺言和人生价值。 

（二）《南澳山种树记》 

　　这是陈璘出任南澳岛第九任副总兵时，留下的一篇有关植树文字和历史佳话。 

　　陈璘从御倭海防前线来到南澳岛任职后，发现此岛“为东南一大关鐍”，且介于闽粤之间，“为诸夷贡道所必经，萑苻（强盗）弄戈所出沒处也。先是许、吴二土酋窃据为穴，流毒滨海，至奉天讨而禽迩之。”还发现岛上自然风光秀美，那“金山嶻岦，云盖插天，屏障迤丽，左右环绕。”与此同时，他又发现和叹息岛上土质本良好，却沒有种上树木作绿化，任其荒漠而“濯濯也”。由此，他产生了要改变这荒漠面貌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处理完繁杂的军政事务后，他邀上部将僚属，利用公务之余，“既陟在谳，复降于原，谛视熟审，慨然思曰：古人有谓种树之术，类为政余。今得请事斯语矣。”因此，他对陪同一齐视察的三位地方军政官员说：“澳中佳山，土膏最良，岂不有蓄村之法。”如今种树，要想到它日建屋造船、防风固沙及防暑降温等好处，“岂不有种植之方”？只要把树种下去，至“自拱把而养之合抱，出自萌蘖而驯致于霄，此有待而成材者，非假之数十年及数百年计不可也。”决不能“急利于目睫，商功于尺寸。”陈璘的一番话语，让部属连连称赞。于是，陈璘决定捐出官粮结余，用来购买松树4万株，杉树苗3万多株，命三将带领各自营卒，将城后及左右各山坡遍植上苗木。 

　　他把义务植树造林视为一件“功在当代”、“利溥百世”的大事，号召全体官兵积极参与。他的壮举也感动了当地的百姓，自觉加入到义务植树的行列。后来的官方估算植树面积达40万亩。此后，地方军民感于陈将军大公无私和造福后世的壮举，恳请三将领请陈将军将这盛事用文字记下来，又请名匠镌刻在高2.7米、宽1.3米的大石碑上，留下了这植树历史佳话。 

　　陈将军虽贵为明王朝从一品高级武官，但却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在南澳岛发动军卒造福一方，为当地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通过“类为政”的南澳植树壮举，我们可以看到陈将军兴邦安民的志气与抱负。 

（三）《祭李统制文》 

　　在援朝抗倭战争结束后的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已亥岁），朝鲜王国、国王为在露梁战役中牺牲的朝鲜将领李舜臣及明军将领邓子龙而举行国葬，陈将军以悲痛的心情于正月初十日，写下了《祭李统制文》的悼文，以沉痛悼念功勋卓越的朝鲜民族英雄、水军统制使——李舜臣将军。 

　　陈将军在悼文说：李将军是朝鲜王国之贤臣，有保国家安宁挽危局之智勇。在家国处于危急时，他统率装备不全、困苦疲劳之水师与侵略者抗衡。为防倭寇对水师的袭击，常抱着兵器而眠，执著刀剑而沐。露梁之战，李将军自告奋勇当前锋，在我处于危急关头，是李将军冒死前来救援，击溃倭寇，使我得以脱离虎口。在倭寇遭到朝明水军三面夹击、精锐尽失之时，怎知将军身中流弹而捐躯。想起与他朝夕相处的日子，他曾经对人说过：做事有辱没国家之人，只有一死。回顾今天，国土家园业己收复，血海深仇已报，你既然没有践踏自己的信条，又为何要选择庄严赴死？唉，这个残破的国家该找谁来评说？战争造成如今的满目疮痍，又该由谁来恢复重振？面对倭寇摧残，这不仅仅是将官失去了士卒，父母失去了儿女，还沦丧了这如此光彩美丽的百雉之城池。愿你的灵魂凝聚不灭的光，照耀这块大洋中的小陆地吧。 

　　陈将军对这位友邦栋梁、自己的生死战友，其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入朝后，通过与李的多次交往和接触，既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也促进两国两军间的战斗友谊，“凡事，一咨于舜臣，出则与舜并轿……陈上书于上（即朝鲜国王李昖）、言统制使有经天纬地之长，补天浴日之功。”（见《两朝平壤录》）至闻知邓李两战友战殁，悲伤之极，从椅子上跌落地下，扶起后又支持不住再跌落三次，捶地大恸。可见陈对李的感情从两国间的友情发展到兄弟般的情谊了。这也是自400余年前而至今日，中朝人民用血肉凝结成的友谊，尤感深厚，牢不可破。 

　　在明中晚期，“陈璘能够脱颖而出，与当地的文明群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滃江两岸，晚唐曾出过名垂千史的著名诗人邵谒；宋代曾出过名宦梅鼎臣、梅佐父子……有名人黄器先、黄德先兄弟……陈将军的时代，当地识文武者不乏其人（如吴广、钟韵、吴世宝、张廷纶等），尽管没有具体材料说明陈璘与这些地方名人有直接交往，但陈璘能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他的诗文传世可知），‘结交多贤豪，相与谈剑术，讲韬略，尽得其秘’，决不是史家的杜撰”（见龙思谋《一代名将  抗倭英雄》）。这里不单谈剑术，讲韬略，亦包括谈论诗文。如果没有这些交流与教育，他又如何写出如此美妙的诗文？陈璘存世诗文虽不多，但通过这有限的诗文可见陈璘的文彩，也由此证明，陈璘并不单纯是个“武夫”，更是位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将才。